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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54年宪法为例，其制宪者便存在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复合结构。

围绕着究竟应如何认定法律上的利益概念，即法解释的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法解释观点。在日本法中，条理一般是指事物的本质性法则，其最广义被理解为与自然法同义。

大阪地方法院1982年2月19日)。法律已经将因森林的存续而不特定多数人享受生活利益中的一定范围的利益，与公益并列为应该受到保护的个人的个别性利益，该利益的归属者在保安林被确定方面在法律上具有能够主张其利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首先，地方法院从法律的规定中通过解释承认原告适格，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下述两个判例。【判决的核心内容】最高法院判决的核心之处在于，对如何认定原告适格要件中的法律上的利益概念及其构成要件进行了解释。[9]概括性的论述参见[日]芝池義一：《行政救濟法講義〔第3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42頁。

一般消费者依据《标识法》规定所享受到的利益属于公正交易委员会通过正当适用该法律所应保护实现的公益，是国民共同拥有的抽象、平均、一般的利益，换而言之这是根据该法规定的目的所保护的公益的结果所产生的反射性利益乃至事实上的利益，不属于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作为代表性判例，主妇联案判决广泛受到学界的关注并持续至今成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当然，鉴于中国宪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制定的，而马克思主义中确实存在将国家、政权视为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机器【49】的观念，将对敌斗争的观念完全从从宪法中的专政概念里完全排除出去，在当前是颇为困难的。

对此，如果我们将本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确实地看作是庄严的、有法律效力的承诺而非仅仅是宣示性的空话，那就不应该试图从宪法以外去寻找将一部分公民排除出政权之外的依据。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并且，彭真明确说了只取这个意思，其他文章怎么说，就不必去管它了，这就排除了列宁在与立宪民主党人论战、与考茨基论战时对专政所下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之类的定义，现今我们理解宪法中的专政概念，也不应以这类定义为依据。不像马列那样将专政理解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措施。

【43】 须明确的是，从学说史和制度史的角度上看，区分敌我压迫敌人 指向特定专政对象的含义，并非一开始就内在于dictatorship这一概念本身。【6】参见[德]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彭真会说只取这个意思，其他文章怎么说，就不必去管它了——试图从列宁所有的著作中找出一个对专政前后融贯的定义，以此去定义宪法上的专政，注定是徒劳的。人民相当于统一战线的构成，【28】在《共同纲领》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在现行宪法中则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革命成功之后的俄国就是如此，所以列宁会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人民民主专政 法治 。

这或许反映了制宪者不希望国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受到如此严密的程序制约，但也同时反映了制宪者的一种观念——程序制约一旦规定到宪法条文里了，国家政权就必须受其约束，搞革命运动也必须受其约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仅如此，专政的专字还隐含了政权为某一主体所专有的含义，即特别地强调政权占有的排他性、强调政权具有限定性，【27】政治参与只对占有政权的主体开放，不向其他主体开放。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道，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14】这里的专政，第一是有着明确的对象指向的，第二其具体含义是指实施压迫、镇压的行为。

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鼓吹专政/独裁体制，而民主政治则越发得到认同，逐渐演变为贬义词。探究宪法和法律上哪些制度设计是对国体中专政概念的具体化及其与法治的关系，方为宪法学的任务。

故难谓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完全先于法律的、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措施，亦难谓敌人在宪法上完全丧失了权利。【54】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而制宪者尽管在制宪权理论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人民，但参与宪法意志形成者在事实上却存在复杂的结构。【10】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34】参见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28】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03期。另一种方式则是在维持专政主体表述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该主体的内涵外延，如2004年和2018年修宪时通过修改序言中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来改变人民内涵外延。这也是一种在法政学界学理上较为通用的语义，如前所述，郑成良教授在这一语义上使用专政一词。

对国体条款作此种解释，首先，所有的论证材料均源于宪法文本或制宪材料，而非外部的单纯政治性的材料，防止了简单地以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解读乃至置换法规范中的概念。若要界定人民与非人民、排除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通过为宪法所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法律程序进行，而不能通过某种在宪法之上或之外的神秘的政治决断来进行。

其多数著述并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特别地对资产阶级实施的，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整体的体制。其次，过渡性的专政必须在限定的阶段内结束，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郑文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不应实行过渡性的革命专政。

【19】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我们不必纠结于传统政治学说上专政与法治的冲突，宪法中专政概念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法解释的技术予以消解。

这一点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学者发现了，当时有观点认为专政有两种含义，作名词时指政权，作动词或动名词时指政治统治。【32】如孟涛副教授认为民主与专政是当代世界两大主要政体类型。【3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8页。【3】其中较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法治原则已经写入宪法，并且成为社会共识的当下，如何理解和回应列宁定义中不受法律约束元素。

复次，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也符合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宪法第一条（或相关条款）的通例，这些条款往往规定本国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1936年苏联宪法）、劳动群众的独立国家（1940年蒙古宪法）、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国家（1949年匈牙利宪法）、城乡劳动人民的国家（ 1952年罗马尼亚宪法），【41】都具有确定主权归属的功能。1999年修宪时加入在宪法第5条第1款中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又通过守法义务条款、法治国家条款、人权保障条款，确立了微观意义上的国家专政活动须受法律约束的原则。【4】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5】参见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

鉴于专政是出现在宪法条文中的重要概念，对专政的研究，就有必要在宪法学的维度上展开。摘要:  中文里专政一词具有多义性。

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正文第一条，即通说所称之国体条款，直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在中文中专政一词带有政权的排他性占有的含义，当专政一词进入宪法中的国体条款时，就意味着根据这部宪法所建立的政权是一个限定性的政权，该政权并不向所有受宪法管辖者开放，而仅仅向作为政权主体的这部分人（在现行宪法下，即为人民）开放。而中文中专政一词用作贬义词的情况则较为复杂。【51】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称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而称1978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对1975年宪法则只字未提。

【35】相反，他们把专政理解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在于一切国家的本质之中的属性、一切国家的共性——国家的阶级性，亦即一个用以标志国家（政权）归属于谁、统治阶级是谁的范畴。因此，第一条说人民民主国家，是包含着专政意义的。

【8】循此路径，笔者认为，在研究专政概念时，一切源于宪法外部的法政理论、政治口号、政治文件、政治或法律实践、领导人讲话、日常用语等材料，虽对全面理解专政概念有所助益，但却不能直接作为确定宪法中专政概念内涵的准据。专政需要受到法律约束同样也在制宪者的观念中有所反映。

这进一步宣明法治与专政并立，对敌人实行专政要依据法律进行。关键词:  国体 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法治 一、问题之提出 专政在当代中国是法律理论、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也是直接体现于现行《宪法》文本上的概念。